小森阳一（１９５３～）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当今日本左翼批判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今年８月１６日，也就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悍然再度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二天，小森阳一先生造访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旨在与中国知识界就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互动，联手抑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本刊特约编
小森阳一访谈录
小森阳一 黄湘
黄湘：昨天，小泉首相再度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一次严重伤害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但日本国内却有一部分人认为，靖国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人对本国传统的尊重。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日，当时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朝日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说：“在日本，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死了之后是一样的。在中国，恶人死了以后，到那个世界去还是恶人。持有不同生死观的人应该相互理解。”还有一位日本知识分子江藤淳曾经表示说，“与死者的共生感”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要是不再想着死者的话，日本的文化就会灭亡。请问您对町村信孝、江藤淳的说法有何评论？
小森阳一（以下简称小森）：首先，靖国神社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座承载着日本文化传统的宗教设施，而是明治维新以后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国家神社。靖国神社最初建立于明治二年（１８６９年），是为了追悼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而设立的神社，当时叫“招魂社”，随着明治天皇迁都东京，它也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东京九段。到了明治五年（１８７２年），不仅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得以确立，而且在招魂社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设施，并于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年?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也就是说，明治政府出于把那些为天皇而牺牲生命的士兵当作神来祭拜的目的，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体系，这成为建立靖国神社的缘起。后来，在明治十年（１８７７年）发生了日本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叛军的主将西乡隆盛原来是明治维新中拥戴天皇有功的勋臣，在内战中却成为敌人。作为背叛天皇的军人，西乡隆盛虽然身后获得平反，但他的灵位一直没有被置入靖国神社，至今也不可能被接受。
黄湘：但其实西乡隆盛一直被很多日本人视为英雄，对吗？
小森：是的。所以町村外相是在撒谎，他说“在日本，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死了之后是一样的”，其实死者并不一样，西乡隆盛和为天皇战死的士兵就不一样。靖国神社只祭祀为天皇战死的人，其余的死者被排斥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至于你提到的江藤淳的观点，所谓“‘与死者的共生感’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其实正表明了他对日本人关于死者的传统信仰根本缺乏理解。关于对死者的信仰，日语中有一个词汇叫“御灵信仰”，指的是那些在现世因为权力斗争而遭受屠杀的死者的灵魂，很可能会怀着怨恨回来报复，现世之人出于恐怖，便为了消解怨恨而祭祀这些死者的灵魂。例如在平安时代，有一位大臣菅元道真在和藤原氏的战争中兵败身亡，后来，藤原氏所在的京都遭到雷击，藤原氏认为这是菅元道真的报复，于是便把菅元道真作为“天神样”加以供奉。这是一个很能说明“御灵信仰”实质的例子。
黄湘：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中所谓的“与死者的共生感”，其实并不是发自对死者本身的关怀，而是来源于生者感受到的恐惧。
小森：日本人祭祀的死者主要是那些在权力斗争中丧失生命的人，之所以祭祀他们，是为了消解其灵魂的怨恨。
黄湘：今天的日本电影里还有很多有关怨灵的主题。
小森：是啊。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也描述过很多“御灵”，其实就是有意识地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江藤淳。
黄湘：日本人难道就不害怕西乡隆盛的怨灵吗？
小森：在日清战争（注：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明治天皇便已经给西乡隆盛平反，后来日本政府又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为他树立铜像，铜像下面还有许多皇室成员赞扬他的诗碑，通过这种方式消解他的怨恨，防止他的灵魂回来干扰政权。但即使有这样的哀荣，也无法将西乡隆盛的灵位置入靖国神社，这是由靖国神社的性质决定的。靖国神社并非对死者人人平等，而是充满了歧视。
黄湘：是否可以这样说，靖国神社把生者的政治秩序延伸到了死者的世界，让死者也要服从生者的政治秩序。
小森：是的，更准确地说是用现世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管理死者的世界。
黄湘：在以天皇为神的时代，这样做或许可以理解；但在日本社会早已否定了天皇具有“神格”的今天，依然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管理死者的世界，岂不荒唐？
小森：诚然从理论上讲很奇怪，然而，战后日本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却同时也保留了象征天皇制，而支撑象征天皇制的情感结构的其实就是靖国神社。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当时尚未发表《人间宣言》，也就是依然号称具有神格的昭和天皇裕仁在参拜了供奉历代天皇的伊势神宫以后，继而参拜了靖国神社。正是在这次参拜中，天皇裕仁把从满洲事变（注：即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的十五年中战死的２５０万日本人一起作为“英灵”加以祭祀，其中包含了大量在非战斗场面中死去的日本人。这确实是一局用意深远的政治谋略，用另一位日本学者高桥哲哉的话说就是“情感的炼金术”，通过号称具有“神格”的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把２５０万死者的遗属的悲哀转化成似乎沐浴着“神”的光辉的欣悦。可以说，正是通过把十五年战争中的死者当成人质，才换来了战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的权威性，换来了天皇在新时代条件下的Ｃｈａｒｉｓｍａ（注：神话式的超凡魅力）。
黄湘：也就是说，靖国神社的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它供奉甲级战犯的灵位，而在于它本质上就是天皇制的一部分。
小森：完全正确。如果只看到供奉甲级战犯的一面，就会遮蔽靖国神社更深刻、更本质的问题。
黄湘：现在日本有一种说法，为了应对中韩等国的抗议，不妨把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出靖国神社。但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并不能真的改变靖国神社的性质，也无关乎问题的实质。
小森：完全正确。
黄湘：天皇裕仁是否从象征天皇制中得到了很多实际的好处？
小森：当然！战后的东京审判之所以没有审判昭和天皇，就是因为象征天皇制得到了占领军当局的认可。由于象征天皇制的存在，战后日本形成了三角形的精神结构，三个顶点分别是天皇、战争中丧命的死者和作为死者遗属的生者。由于２５０万死者被天皇作为“英灵”加以参拜，使得这些遗属在战后的悲惨境况中，通过把家属想象成“神”，化悲痛为欣悦，由此支撑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三角形是由美国占领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背后掌控的，他利用象征天皇制对日本实行有效的占领。还有一点至关重要：正是麦克阿瑟为了保护象征天皇制，使天皇裕仁免于起诉，才设计出了对“甲级战犯”的审判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曾经一度承认自己奉天皇上谕发动战争的东条英机，才会在后来的审判中改口说由自己对发动太平洋战争负全责。事实上，所谓“甲级战犯”只是天皇制的替罪羊。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三角形的结构，三个顶点分别是美国占领军当局、甲级战犯和天皇制。美国占领军当局通过对“甲级战犯”的定罪和审判，巧妙地把天皇制作为清白的对象分离出来。当然，有的国家也是根据类似的逻辑，把“日本人民”作为清白的对象分离了出来，总之是预设了一个不需要为战争罪行负责的中间项的存在。
黄湘：您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译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８月版，陈多友译）中指出，天皇制是通过一套话语装置灌输进普通日本国民的精神意识的，而您对天皇制的批判也是以文本?话语?分析为突破口。请您谈一谈话语装置对于天皇制的重要性。
小森：支持天皇制的主要是以下两个文本：《军人敕谕》（１８８２）和《教育敕语》（１８９０）。它们具有特殊的语言风格，通篇由天皇的话语构成。在这两个文本中，天皇以第一人称出现，对象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军人和普通国民。通过军队系统和教育体系的强制，全体日本国民在反复背诵这两个文本的过程中，把天皇的话语变成了自己的身体，对天皇的敕谕（语）不经过大脑就可以脱口而出。天皇制的理念正是通过这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对应关系，强有力地灌输到了国民心中。你见过日本卡通片中那种脑袋大得和手脚不成比例的机器人吗？由《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所建构的天皇制的话语装置就很像这种机器人，第一人称的“朕”是脑袋，第三人称的“汝等”是手和脚。国民只是手脚，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听凭脑袋的指挥。
黄湘：这两个文本的影响力是否延续到了战后的日本社会？
小森：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这两个文本原先具有的法理地位遭到了废黜，其话语方式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但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中依然存有它们的痕迹，比如日本现任外相麻生太郎就曾经在一次国会辩论中以自己现在还能背下《教育敕语》为荣，甚至还现场背诵了一段。这说明话语装置的影响力是不容易消除的。
黄湘：当今日本的右翼政治家是不是也运用了类似的话语装置来掌控日本国民的精神意识，导致日本社会在一片“无思考”的状态中“加速右倾化”？
小森：现在的情况要比以前复杂得多。当今的政治权力是通过控制大众媒体，间接地控制国民的精神意识。不是强制背诵《敕谕》和《敕语》，而是通过媒体。尤其是新千年以后，日本政治家主要通过掌控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体来操控民意。以小泉首相在２００５年大选中的做法为例，日语中甚至专门为他的政治手段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小泉剧场”。小泉首相既是脚本作者，同时也是导演和主角，而普通国民只是观众。他非常巧妙地跳过了各种实际的政治问题，非常巧妙地通过各种媒体广告和政治动员形式掌控了日本选民的精神意识。
黄湘：既然右翼政治家是通过控制大众媒体来操控国民的精神意识，那么对日本右翼政治的批判是否也应当选择大众媒体作为切入点？
小森：作为个人，我很难改变媒体现状，因为我不是那种能够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人物，所以没有影响力。现在日本媒体、尤其是电视的报道方式主要是围绕新闻事件对一些嘉宾进行访谈，而我，还有我所参加的“九条会”的其他成员，都已经逐渐被媒体排除在外，很难作为嘉宾参与节目。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实际上是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那些懂得如何把话说得不痛不痒的朋友作为嘉宾参与电视的访谈节目，而我则置身于大众媒体的外部从事实际的政治抵抗运动。因此，我现在的斗争策略是“让个人成为媒体”，我走到民众中间，通过发言直接影响他们。比如我三年来都没有周末休假，都是到东京以外的各地方去参加“九条会”的讲演会。我的讲演一开始是被大报纸默杀的，但因为我的讲演对地方上来说是新闻事件，地方报纸会如实报道，通过这种方式一点点改变媒体环境，最终大报纸也不得不为我留出一点缝隙。今年有二十多种县级（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的地方报纸针对宪法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支持改宪转变为保护和平宪法，可见“九条会”的这些讲演会是有成效的。
黄湘：请问您这种“让个人成为媒体”的动员方式和传统左翼发动群众的方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小森：“让个人成为媒体”是以“个人民主主义”为基础，它强调每个人都是民主的个体，都是以个人的身份、立场参加政治活动，改造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日本左翼运动的基本模式，是通过大众宣传，把一部分人的思想、主张作为口号灌输给普通国民，其实这种做法和右翼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会出现和美国总统大选一样的权钱结合的情况。要改变现状，只有让每一个人成为媒体，重建个人民主主义。
黄湘：您的这个观点好像是对传统左翼的“先锋队”思想的颠覆。
小森：传统左翼所设想的“先锋队”模式其实是政治―军事性质的，少数精英通过启蒙唤起大众觉醒，最后唤起大众革命。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不能说没有意义，在二十世纪初期，原本沉默的大众大概也只有依靠左翼精英才能找到表达自身权利的话语。但问题是像纳粹这样的极右翼后来也利用“先锋队”模式发动了自己的“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劫难。在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当道的今天，有些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某些伊斯兰信徒对霸权的抵抗依然继承了“先锋队”的模式，但这种抵抗已经从“革命”蜕变成了“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种非暴力的、通过语言运动来抵抗霸权的方式，例如：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原住民就通过语言运动在法庭上争取到了自身的多项权利，最近还有一位纯印第安血统的原住民当选了玻利维亚的总统。在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二战期间的慰安妇自己站出来讲话，用自己的语言反抗国家暴力，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这是语言运动的又一个例证。
黄湘：是否可以这样说：今天，抵抗霸权的战场业已转移到了话语的场域，而您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素养恰好可以为这一场域的抵抗运动提供武器。
小森：完全如此。以“九条会”为例，九位发起人中间只有一位是法律专家，其他几位都是思想家、文学家或文学研究者，也就是语言专家。“九条会”在日本各地的护宪讲演，并不是从法理学角度诠释宪法问题，而是用生动的语言阐发护宪的道理，同时也使得听众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一种新的运动形式，或者称之为“文学运动”也未尝不可。那些试图通过媒体掌控社会的政治家的思考方式和政治主张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简化成“善”“恶”两个选项，宣称大众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使国民停止思考那些存在于所谓“善”“恶”背后的复杂的因果脉络。要改变这种政界和媒体联手将社会导向“无思考状态”的政治状况，就需要更新普通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使之不是把善恶判断，而是把理清因果脉络摆在第一位。而且，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思考近代以来大众宣传对人类语言能力的戕害。提倡语言运动，意味着超越近代式的大众宣传，重新恢复人类几千年来重视思考因果关系的丰富语言能力。虽然前景也许是渺茫的，但我们必须努力，必须通过这种运动改变近代以来由于大众宣传所造成的人类语言能力的下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必须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结合在一起。
黄湘：作为一位在文学批评领域具有卓越建树，并在著名的东京大学担任教授职位的学者，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学术研究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的？
小森：既研究学问又参与政治，对我来说并无矛盾，学术使命、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在我这里是一致的。我有一些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朋友，如高桥哲哉、姜尚忠、金子胜等人，也和我一样，既在校园里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关注日本的社会、政治问题，经常站出来干预、批判。另一方面，上世纪后期在西方学术界涌现的“后殖民”、“东方学”、“女性学”等批判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对现实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它们既适用于文学批评、又适用于政治批判，这当然也有助于我在学术研究和政治参与之间保持一致。
黄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认为中国知识界应当怎样与日本左翼知识界展开合作，共同担负起维护东亚和平繁荣的历史使命？
小森：最重要的是像今天这样，在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机制，使双方的思想得以及时沟通，并能够对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其次是应当考虑如何建立两国传媒的互动机制，例如，“九条会”在日本各地发起的护宪运动如果能被中国媒体及时报道，就能使中国民众了解到日本并非只有像小泉首相这样的右翼政治家，而是还有很多热爱和平、对中国友好的普通人；同时，中国媒体对日本护宪运动的报道，一旦反馈到日本，也是对日本护宪运动和“九条会”的激励。在当今世界，大众媒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我希望两国的传媒界人士能够积极地、有意识地为两国的学者们创建一个对话的机制，使两国学者之间的互动能够迅速地得到全社会的有效关注。
一位日本知识分子的肖像
赵京华
一
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小森阳一，是当今日本知识界广受关注的学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他生于东京，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师从龟井秀雄专攻日本近代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以来，已出版专著、论文集近二十种。近年来，随着他与中国知识界交流的加深和其著作中文本的出版，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小森阳一早年是以将文本理论成功引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的，但自１９９５年前后，他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从以文本理论为中心的文学“内在批评”向注重“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和后殖民批判的“外在批评”，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伴随着这种“重心转移”，近年来他大幅度地跨出了一般文学批评的学术领域而深深介入到当下日本政治当中，在批判右翼知识界群体排外主义的极端民粹思潮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抵制新编历史教科书，推动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草根运动，以及与小泉内阁主导下的日本保守政治进行斗争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力图以上述“重心转移”为核心，简要地勾勒小森阳一从文本分析到政治介入的历程，供中国读者参考。
小森阳一的学术研究起步于１９８５年前后，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体理论，通过对日本近代文学草创期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夏目漱石的《心》等小说文本进行大胆细致的解构分析，成功阐释了与西欧文法迥异的日语人称、时态、句法、文章的结构运作方式和形态，从文学文本的内部揭示了“近代日本文学”的生成过程。《作为文体的故事》?１９８８?和《作为结构的叙事》?１９８８?两部早期著作，代表了这方面的最初成果。这种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当代文体学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小说进行的理论思考与文本分析，在今天或许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般常识和方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无疑具有文学观念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当时，已有大量西方“叙事理论”和文本分析的书籍介绍过来。但一般粗浅的照搬模仿，也使得人们对这种“叙事”结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日本文学的实际产生了怀疑。小森阳一独自开拓的“叙事结构”分析法，来自对日本近代文学具体文本的深厚理解和对“日语”的特殊感悟（他少时曾经生活于属斯拉夫语系的布拉格，回国后经历了长时间与母语抵抗、斗争和接受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叙事结构”分析法具有本土化特征，“使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日本最终获得了市民权”。换言之，他的批评实践在改变传统的注重社会历史分析和道德评价之文学研究的同时，成功地确立了文本分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然而，１９９５年前后，小森阳一在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重心转移”。我以为，这种明显的“重心转移”主要受到来自下面两个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语境的促动。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理论批评界大趋势的变动，即以“文化研究”为先导相继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析”、“差异政治学”、“女性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等所代表的注重历史、阶级、身份、政治，强调文本外部之社会历史语境的批评走向。１９９３年，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小森阳一开始关注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他与学界同人在岩波书店的《文学》杂志上联合刊发两个特辑――“媒体的政治力量”和“媒体的造型性”，通过分析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媒体，其话语编制如何推动了“近代文学”的诞生，近代文学这个作为创生“国民”的媒介，又与新闻媒体一起怎样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阐述了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基础的“民族主义”之深层关系，给读书界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之后，小森阳一进而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我们知道，后殖民理论从诞生一开始便对帝国、殖民、种族、性别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透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资料，针对民族独立以后与殖民地统治时代不同的后殖民状况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批判理论。后殖民批评家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偏见，乃至“文明”掩盖下的“野蛮”。这无疑也成了小森阳一文学批评方法论“重心转移”的重要理论参考，《媒体、表象、意识形态》?与人合编，１９９７?《“摇摆”的日本文学》?１９９８?和《后殖民》?２００１?等著作的出版，便是结合国际理论界、批评界新走向，转变自身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具体成果。这其中内在于学术的文化政治指向，或者说学术与政治承担高度统一的批评理论，为小森阳一此后直接、深入地介入到对近代日本的历史批判和对当下保守政治的抵抗运动中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托。
另一个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保守化倾向和国民思想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状态的出现。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是于１９５５年确立起“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即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社会党相互制衡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这个被称为“５５年体制”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之后开始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和终结。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萎缩不振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日本社会和民众心理开始蒙上重重的阴影。而冷战格局的崩溃使一直在美国保护下属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发生变动，曾被冷战体制掩盖的那场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因而变得复杂起来。这就促成了日本社会内部开始出现整体保守化态势。
大概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标志着“５５年体制”的最终解体。１９９３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这导致了１９９４年两个长期对抗的政党不得已组成联合政权，它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彻底的败北。在民主选举政治中，一个政党的倒台无疑象征着支持这个政党的社会团体和势力的衰退。社会党在１９９３年国会大选中惨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早已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也与社会党相仿佛。为了在选举政治中维持其生存，日共于１９９７年９月召开２１大，确立了“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的左倾主义导致追随者减少和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社会状况。与上述日本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国民层面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之高涨。１９９５年在自民党内部组成了“历史研究会”，通过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对那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出全面的肯定。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右翼知识人发起“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知识右翼形成阵势，其历史修正主义也一时流行开来。
小森阳一等批判型知识分子走出学院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正是有感于上述日本社会语境的急遽变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森阳一跨出一般文学批评领域而进入到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层面，相继出版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和《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其“重心转移”之后极具政治批判性的重要著作。在分析近代天皇制的构建历史和战后日本社会的问题根源上，两书分别有其侧重，可以视为姊妹篇。如果说前者重在通过对《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两个历史文本的解读，以阐释近代民族国家创出的过程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对《终战诏书》这个始终暧昧不清的文本?声音媒体?进行多层面的剖析，从而证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完全是日美两国政治集团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共同捏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中，近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则是小森阳一要暴露和批判的关键。
所谓意识形态性，指近代天皇制作为国家机器之组成部分的政治和制度化性格。日本人大多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大和民族历史传承下来的“国体”，千年以来成为维系列岛民族生衍发展的文化制度和精神纽带，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其作为封建社会的制度残存，批判明治维新保留“天皇制”之君主立宪改革的不彻底。小森阳一揭露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化性格，具有重要的政治颠覆性。他指出：天皇制“实际上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确立起来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治机构”。它与历史上的“天皇制”已然断裂开来，因此，作为政治实体的“近代天皇制”并非永远不变的存在。毋宁说它是幕府末年政治集团为了克服欧美列强逼迫日本打开国门而出现的种种危机，“一点一滴地构筑起来的制度”。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对日本实施占领的ＧＨ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以及麦克阿瑟那里，作为制度的“象征天皇制”依然成为实行有效政治统治的工具。
那么，这种贯穿战前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近代天皇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与民族国家的建制构成怎样一种关系？回到《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中来，我们注意到，小森阳一通过对分别颁布于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９０年的两个天皇敕令精彩的文本解读，有力地证实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发挥的难以替代的政治功能。前者在部队中反复咏唱，使天皇与士兵成为一体化的“肉体”，并使需要保卫的对象亦即“国家”得以诞生。后者则以皇祖皇宗的遗训来解释“大日本国宪法”，由此捏造出皇国的历史而奠定了天皇制的基础，并通过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灌输到每个未来的国民思想中去。《教育敕语》还把过去分别属于各地方诸侯大名的仅占全国人口６％的“臣”偷换成“臣民”，以此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来。而与议会制宪、征兵制度、学校教育的出现同步进行的“言文一致”运动，实在是“国语”这一制度的创立运动。于此我们看到，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基本要素的国体?国家?、国民、国语三位一体的制度已然完备，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也在此暴露无遗。这个以天皇制为至上理念的近代日本国家，从此一步步走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的悲惨道路。
然而，１９４５年的战败并没有成为近代天皇制的终结。相反，放弃对昭和天皇裕仁战争罪责的追究，美国占领当局为配合新的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与日本政府合谋而建筑起的“象征天皇制”，不仅使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制度建设大打折扣，更妨碍了日本国民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意识或殖民地无意识的反省，从而造成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罪责的暧昧不清的态度。这些正是《天皇的玉音放送》通过对《终战诏书》这一特殊历史文本进行多层面解读而试图证实和解构的关键所在，它与《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相互辉映，成为对日本近代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
小森阳一以上两部著作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止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实践相比较，已经明显地跨出了“文学研究”这个专业学术领域，进入到历史批判的层面。而这样的历史批判又是与对当下的日本政治问题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从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以学术为依托展开历史批判来参与当下政治问题的讨论，是小森阳一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惟其如此，才得以发挥出政治家、新闻媒体人和一般公众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对《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两个历史文本的精彩解读，就突出了文学批评中“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的独特功力。在２００４年一次访谈中，小森阳一指出，作为文学研究者，他解释历史的方法和视角与历史学家注重历史事件和史料本身的作法不同，更重视历史文本中的话语叙述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性。小森阳一强调：“我并没有进行特别‘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打算。如果说与至今为止的相关历史著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在于：针对从前仅仅是将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来定位，我在自己的书中，是追问在该诏书中怎样的认识被语言化，通过这种追问的形式将内在于文本自身的思想与历史事实作为问题”。就是说，“历史学的史料是文件，是用语言记述的文本。在该文本中，各种各样独自的意识形态内在于其中。作为文学研究者所应发挥的功能，即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性的文件作为语言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
２００１年，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本通过文部省的审查，成为可以供教师选用的正式教材。这个右翼团体编写的教科书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批判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并将进步知识界对战争历史的反省污蔑为“自虐史观”，试图通过一套新的历史叙述来重新定义天皇制，并以此重建所谓日本人的健全民族主义。“编撰会”与同样臭名昭著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一样，表面上是一个民间学会团体，实际上与保守政治特别是自民党内右翼政客过从甚密。自１９９６年前后成立以来，他们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刺激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他们所编写的教材得以通过国家权力部门的文部省“检定”也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１９９９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要求全国小学有义务唱“君之代”?国歌?，挂“日之丸”?国旗?。右翼政治势力通过国家法制要将民族主义和以本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灌输到社会低层的意图昭然若揭。由此观之，新编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而“合格”，实在是右翼知识集团与国家权力的一次暗地联手合作，因此遭到了有良知的日本进步知识界和民众的激烈反对。１９９８年，小森阳一在与高桥哲哉合编的《超越民族历史》一书已经展开了对自由主义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当２００１年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检定”之后，他更多次奔赴地方、基层教育现场，努力推动抵制采用该教科书的“草根运动”，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后来的结果显示，除了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东京都属下的一所残疾人学校和爱媛县的一所中学之外，日本全国的国立、公立学校均决定不采用“新历史教科书”。
在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运动中，小森阳一不仅对“教科书”本身的问题有深刻剖析，揭露了在其美化侵略战争和肯定天皇制的背后隐藏着咄咄逼人的“好战史观”和“煽战史观”，保守势力为了掩盖追随美国路线的矛盾而利用“编撰会”历史教科书以蒙骗国民等等，而且还关注抵抗运动的方式和策略问题。他强调不要把“教育问题”完全委托给“教职员工会”，而是要通过教师和学生、家长各界的直接参与，“使其成为各个领域的市民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抵制国家通过“国旗国歌法”试图掀起的“自上而下的草根运动”，即把“日之丸”、“君之代”通过教育委员会彻底渗透到社会最基层的学校去。抵制新历史教科书运动是小森阳一直接投身社会政治斗争的开始，其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越发凸现出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关注到新形势下左翼抵抗运动的方式和组织形式问题，并在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传统左翼的斗争策略。
９・１１事件以后，美国开始调整自己的世界战略，于２００３年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并要求同盟国日本直接参战。而一向坚持追随美国路线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到了小泉纯一郎内阁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在国会强行通过“ＰＫＯ临时法案”，并且不顾近７０％国民的反对，于２００４年１月正式向伊拉克战场派出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这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执政当局遇到的最大阻碍乃是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将不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于是，为了逃避违宪之嫌，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开始出现新一轮的“修宪”声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剧变，特别是作为社会抵抗势力的社会党方针的大转变，以及国民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使这新一轮的“修宪”声浪很可能得逞，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路线。据悉目前各政党中希望“修宪”的达９０％，这正是日本社会主张“护宪”的进步势力感到忧虑之处。不过，宪法规定“修宪”必须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赞同票。
有鉴于此，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由小森阳一直接策划并担任“事务局长”的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正式成立。“九条会”由文化界九位著名人士组成，他们是作家加藤周一、剧作家井上厦、哲学家梅原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反战活动家小田实、法学家奥平康弘、报告文学作家泽地久枝、文化研究学者鹤见俊辅、社会活动家三木睦子?已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夫人?。他们的平均年龄７６岁，各自超越政治上的歧见会集到一起，围绕如何认识日本宪法的意义和怎样在世界中发挥新的作用等，展开面向社会的呼吁运动。由于九位知名人士德高望重，他们在日本遍布南北的地方城市中进行讲演，基于良知与理性并结合自己切身的战争体验直接与听众对话，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相继出现了各行各业的“九条会”。他们未必能改变那些国会议员的态度，但争取半数以上国民不支持“修宪”则大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九条会”一开始便受到大众媒体的封杀，各大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台基本上采取了淡化和默杀的姿态。就是说，在当今发达的日本后现代社会，已经信息产业化了的大众媒体受到背后资本的操控，并且和保守政治势力乃至国家权力联手控制舆论的形成，使国民的独立思考越发困难。这恐怕是经历过战后民主主义和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九条会”成员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状况，也要求他们寻求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特别是左翼运动的方式和途径。而实际上他们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努力。２００５年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小森阳一回顾“九条会”的实践，将其概括为“语言的运动”。他指出：“以前社会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把理念以非常简单的标语化的方式提出来，两者是不一样的。喊口号似的说，我们来保护九条吧，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九条会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声音亲自传给听众，成为他们内心思考判断的重要部分。”“现在的日本主流社会是以单纯的语言把民众集中起来，营造一种民族主义气氛，我们的战术是以一种非常分散的无处不在的语言去消解他。如果权力者使用的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语言策略，我们就用相反的语言策略去消解，因此我们的运动是一种语言的运动。”
可以说，这种“语言的运动”旨在冲破和颠覆当今日本社会阻碍个体独立思考的三大障碍。一是旧左翼运动将思想理念简化为单纯的口号标语的习惯模式；二是政治家和右翼知识集团以民粹主义式的广告化语言煽动民众的险恶做法；三是大众媒体所操控的代表社会主流话语的“仿真”状态。其方式和策略便是重新回归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和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小森阳一强调，“九条会”的运动就是一个使已经悬空化的人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运动。他举例“九条会”中一些著名学者“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以个人身份和他们交流和沟通，而不是某一个人通过媒体说出一种正确的看法，由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大众来呼应的运动，无名的大众和这些有名的人进行沟通，是一种看得见脸的运动。而所谓“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则要摆脱媒体的中介和过滤，通过语言的直接传递激起民众的独立思考。小森阳一解释说：“我真正的理念是，让每个人成为媒体本身。现在，媒体的作用是让你没有办法客观地看待事物。所以，我认为应该把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大众媒体?改称为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ｗａｌｌ?大众媒体墙?。我们的工作就是拆掉这堵墙，让大家通向事实本身”。
２００５年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讲演中，小森阳一援引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的说法，以具体的事例形象地剖析了日本主要媒体封杀知识左翼“不同者的声音”，配合政治权力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形成主流舆论，造成一面是媒体墙一面是沉默的大众“思考停止”的危机局面。而“九条会”成员每年近百场奔赴地方、民间、社区的讲演对话运动，开始收到了效果。至少他们那种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已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地方新闻报纸也开始报道他们的活动了。这种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的运动”形式，或许是改变“沉默的螺旋”状态的一个契机和有效的途径。（该讲演中文本发表于《博览群书》今年第一期“东亚视野”栏目）
需要指出，小森阳一实际投身到教育界基层推动抵制采用国家钦定教科书的运动，还有最近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深入市民当中的讲演对话活动，并不是他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包括姜尚中、高桥哲哉、金子胜、石田英敬等一批“新生代左翼批判群体”的共同政治行动方式。他们让我们不禁想起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们投身社会革命的风采。在顽强对抗国家、制度和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上不求妥协、义无返顾的批判立场，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国际主义诉求?强调与亚洲邻国的联带?方面，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虽然显示了诸多方面的新特征，但与“六十年代那一代”依然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当然，世势回转，时至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已和六十年代大不相同，小森阳一等所倚重的思想精神资源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或者存在主义的主体论，以及反战、和平的世界主义想象。面对国家和媒体联手严密控制舆论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今天的新生代知识左翼已经不再有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派把持媒体霸占公共话语空间的幸运，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化成一个个单独的媒体，如小森阳一和“九条会”成员那样，通过一场一场奔赴大小市民集会的“广场”讲演，以面对面话语对话语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在任何物质和知识都可以成为消费符号而无法沉淀到深层并聚集起抵抗力量的大众消费时代，他们必须面对思想话语不断被瓦解、不断被时尚所征服的危险，他们需要源自后现代思想的解构批评、话语分析、他者理论、差异政治学和后殖民批评等思想资源，当然也包括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这样，新生代左翼批判群体在实际的学术研究和政治介入中也就形成了与上一代自由主义左派大不相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在他们身上是不是显示了二十一世纪新时代条件下，左翼知识批判的应有状态和未来走向？当然，我们还很难预测，这种知识个体直接成为单独“媒体”的艰难实践能否聚起巨大的社会抵抗力量，颠覆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和那个“在表现性的逻辑之外操作运转”的大众媒体墙；能否持续运动下去而不至于成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抵抗运动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反体制或者左翼批判运动的新形式新战略，甚至包含了变革二十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创造二十一世纪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的可能性。
四
２００３年出版了最具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小森阳一全身心投入到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语言运动当中，相对而言，内在于学术的政治批判性著作的写作几乎中断。在沉寂了三年后的２００６年，他重新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高产期。５、７、９三个月相继出版了三本文本分析与政治批判高度融合的著作，即《村上春树论――〈海边的卡夫卡〉精读》?平凡社?、《心脑控制社会》?筑摩书房?和《种族歧视》?岩波书店?。《村上春树论》通过小说文本的内在结构分析，旨在揭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极高的村上春树文学，其背后潜在的抹消“不快”的侵略历史记忆，将个人的征服欲望和近代民族国家通过战争暴露出来的制度暴力性混为一谈，从而将读者诱导到“愉快”与“赎救”之虚拟审美境界的创作意图。同时，尖锐地指出了村上春树小说在处理“历史认识”问题方面与右翼知识界历史修正主义潮流的思考结构上的一致性。《心脑控制社会》解析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保守政治和大企业资本，运用最新脑科学成果，通过媒体操控大众心脑记忆能力以巩固政治统治和营销利益的恐怖状况，提倡重新恢复人类语言思考功能以颠覆政治、资本、媒体联手操控大众心脑的“思考停止”的社会状态。《种族歧视》则从近代以来民族歧视的历史和文化政治抗争两方面，反思了以民族自我为中心排斥他者的民族国家制度弊端。
可以说，这三部新作再次展现了小森阳一精湛的文本解读功力，以及透过文本进入到历史深层，从而揭示各种话语叙事背后深藏着的权力和制度之不可见的意识形态性和话语暴力的批判力度。同时，向读者透露了他眼下的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以及未来理论思考的方向：关于历史记忆的抹消与再现之抗争；保守政治与大众传媒联手构成“媒体墙”从而造成一般民众“思考停止”的社会现象；如何通过“语言的运动”重新恢复和激活人类丰富的以语言来思考的能力，创造一个以个人民主为基础的多元话语空间或文化政治生态，等等。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６日即小泉纯一郎日本首相再次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强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二天，小森阳一紧急造访中国，在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发表《安倍晋三和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治》的讲演，呼吁中日两国进步知识界联手抑制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治，使之朝着维护东亚和平与安全的方面发展。这进一步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其超越民族国家界线，勇于承担自身政治责任的鲜明立场。
